農業生態系統是由植物、動物、菌物三物構成的自我循環鏈條。植物是生產者，動物（包括人類）是消費者，菌物是分解還原者，它把植物、動物的殘渣廢料包括人畜糞便分解轉化，既能作為植物的肥料進行下一輪生產，也可培育出食用菌供人們食用。

要徹底解決農業種業“卡脖子”問題，除高度關注植物、動物種質資源外，還應高度關注菌物種質資源的開發保護和利用。三物互為作用，共同構建起農業的生態循環系統，缺一不可，同時也是低碳農業的最佳路徑。

我國菌物種質資源豐富，初步調查僅食用菌就有1409種，其中食用類963種，藥用類473種，居世界首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食用菌迅速發展，2012年起即成為農業領域中僅次于糧、油、果、菜的第五大類農產品。食用菌成為大產業， 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年產量從1978年的5.8萬噸增長到目前的4000多萬噸，40年猛增700倍，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農作物都沒有的增速，在人類糧食安全正向大食物安全突飛猛進的演進過程中，其價值作用無與倫比； 二是產量占全球75%，成為我國具有地域優勢的純出口產品，僅食用菌相關技術就已推廣到100多個國家；三是為脫貧攻堅做出巨大貢獻，490多個國貧縣中，80%以上選擇食用菌為脫貧攻堅首選產業，出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點贊的以陜西柞水小木耳產業扶貧為代表的一批食用菌精準扶貧典型；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后，食用菌出口攀升，增加了10%，靈芝、茯苓、猴頭、桑黃等藥用菌類成為出口新寵。

食用菌在國際上被譽為21世紀的健康食品，營養、保健、安全， 不僅是世衛組織推薦的“一葷一素一菇”膳食模式的組合成份，更是功能性食品、膳食營養補充劑、生物藥品、化妝品的重要原料。

我國雖然是全球最大的食用菌生產國和消費國，但在產業的核心技術如科技研發、人才培養、智能化控制等方面，與歐美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距離。特別是作為核心技術的菌種，長期受制于國外，國內自主研發菌種能力薄弱，品種開發利用水平多數仍處于初級階段，資源優勢尚未有效轉化為產業優勢， 亟需加快種業系統研發和技術創新。突出表現在：

一是大宗菌種被“卡脖子”。除木耳、銀耳外，目前大宗食用菌類品種幾乎被國外全部壟斷。比如香菇是中國菇，但實際上在中國大面積種植的香菇，基本上都是日本品種。雙孢菇品種主要受荷蘭、美國控制。日本千曲化成公司壟斷了我國100%的白色金針菇菌種市場，并按照每瓶1分錢收費，每年支付品種使用權費用3500萬左右。美國壟斷了我國87%的雙孢菇菌種市場，每年進口3000噸，費用支出超過5000萬元。

二是菌種質量標準不統一。長期以來，食用菌生產小而散，菌種自產自用，利益驅使導致生產用種“異物同名”，嚴重制約了食用菌良種化。中國農科院曾將收集到的2100余份菌種進行鑒定，真正有區別性的只有388個。由于菌種混亂、質量低下和品種的環境適應性差，食用菌生產中大面積的霉菌侵染報廢、減產、絕收等問題頻發， 給農民造成嚴重損失。

三是菌種保護不夠。我國自2005年才將食藥用菌納入農業植物品種保護名錄，先后有3批次15 個種屬的食藥用菌新品種被納入品種保護范圍，僅占已知品種的1.06%，對食藥用菌品種權保護較之發達經濟體差距較大。以香菇品種為例，申請數量上，鄰國日本達229項，而我國僅15項。品種申請主體上，國外以企業為主，國內以科研機構為主，育成品種主要向市場推廣而非申請品種權，在這個過程中他人對品種的侵權、不合理利用等現象被長期忽視。育種者正當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護，難以從育種中獲得商業利潤，因此食用菌生產企業較少涉足菌種選育工作。社會企業參與度的下降進一步導致了食藥用菌創新活力的低下。如參與我國香菇品種申請的國外企業有4 家日本菌種公司，占香菇品種申請量15件的27%；國內科研機構占申請量的66%，而中國企業僅1家提出1份申請。

四是缺乏現代化菌種企業。如我國第一食用菌產業大省河南省，擁有大大小小食用菌菌種企業近200家，大多辦理了三級菌種生產許可證，但是缺少一級、二級生產資質的企業，沒有一家具備育種能力及現代化生產能力。這直接導致了食用菌主產區存在“菌種外地來，菌棒小廠賣，參差不齊瓜菜代”現象。我國食用菌“資源大國、菌種小國；生產大國、研發弱國”的尷尬局面，給整個產業的長期發展埋下隱患。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三次提出“小木耳，大產業”，實際上是針對整個食用菌產業提出的課題。如何消除菌物種業這一產業之痛，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必須下更大功夫補上種業短板，打好菌種“翻身仗”。為此建議：

第一，組織開展食用菌種質資源調查。我國正在開展第一次全國林草種質資源普查與收集、第三次全國農作物種質資源普查與收集、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等全國性大型資源調查研究項目。建議國家加強對這些行動的統籌協調，除了聚焦既定的科學目標外，還應加強對菌物種質資源的系統性采集、保存和信息共享。同時，組織開展對重點地區菌物種質資源的調查與收集，促進提升國家在種質資源管理工作中的整體性和協同性，摸清我國菌物資源底數。

第二，加強野生菌物種質資源保護。野生菌物資源是國家的生物戰略資源，然而，目前野生菌類資源保護存在疏嚴不一的現象，禁采、偷采、“殺雞取卵”式的不良采挖（如在子實體成熟散發孢子之前采挖）并存。如何有效保護和利用？近年來，吉林農大李玉院士團隊與地方合作，在西藏山區、祁連山、武夷山、大別山及我國其他邊境地區建立了菌類種質資源保育區，開展特定區域野生菌類種質資源調查、收集和研究工作，在當地建設小微型菌物保藏體系。在此基礎上，開展食用菌新種質資源創制研究，做到了有效保護與合理利用。建議推廣這一做法，鼓勵高校科研機構在我國自然保護區建立野生菌類保育區及菌物保藏體系， 加強珍稀和瀕危菌物資源保藏、保護、良種繁育及其生物轉化和人工替代品研究。

第三，建立國家級食藥用菌種質資源庫。菌物可將植物秸稈、畜禽糞便等轉化為食用菌或有機肥。發展菌物農業有利于實現農業減碳目標。而建立菌物種質資源庫，則是發展菌物農業的開源立基之舉。但是，目前我國已建立起植物、動物（包括水生物）種質資源庫，菌物種質資源庫尚是空白。已批準建立的國家級種業產業園，亦無菌類種業一席之地。為此，建議抓緊設立國家級食用菌種質資源庫，建設“一館”（菌物標本館）“五庫” （菌種資源庫、菌種活體組織庫、菌種有效成分庫、菌種基因庫、菌種信息庫）體系，彌補菌物種質資源庫缺項。

第四，實施食藥用菌種業創新工程。國家拿出與農業領域第五大產業相匹配的專項資金，支持食藥用菌種業創新，建立揭榜掛帥機制，調動科研機構、食用菌企業科技人員種業創新積極性， 力爭實現四個一批：創制一批遺傳背景豐富、關鍵性狀優異的核心種質資源；構建一批系統化、流程化、規模化、信息化的科學育種技術體系；育成一批適于輕簡化和機械化生產且在產量、品質、抗病性、抗逆性、加工特性等方面有重大突破的育種材料和新特優品種；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育、繁、推一體化食藥用菌產業龍頭企業。

第五，加強食用菌菌種保護。1.要在國家植物保護名錄中增加新的菌類，擴大保護范圍。除常見食藥用菌屬、種外，我國高附加值、國際認可度高的特有食藥用菌品種也應納入保護名錄，以保護育種者權益。2.設立專項基金， 建設專門用于食藥用菌新品種的DUS﹝特異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 n i f o r m i t y）和穩定性（Stability）﹞測試站，彌補菌類DUS測試站的空白；同時鼓勵聯合開發新品種DUS的測試指南， 以有效檢測品種特性，保護知識產權。3.加強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化技術應用，推行菌種“一物一碼”，建立防偽和質量追溯體系。同時嚴格依法打擊菌種假冒偽劣的侵權行為，切實加強食用菌的知識產權保護。

第六，加強菌種市場管理。抓緊制定食用菌菌種質量標準，實現一級、二級、三級菌種的分級管理，嚴格把控一級種源，落實生產許可證制度，全面提升食用菌菌種生產水平，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食用菌產業菌種體系。分區域建立高標準食藥用菌菌種廠，培育國家級、省級食用菌種業，強化食用菌菌種的科技支撐。鑒于我國周邊地區和非洲對食藥用菌的需求日益增長， 建議主動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食藥用菌菌種制作基地，開展食用菌菌種及相關設備、技術的配套輸出，農業農村、市場監管、商務、科技、海關等部門應加強協調，切實做好服務工作。